儘管退回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式的全面孤立可能性極低，但許多分析人士仍然擔
心，未能支持烏克蘭可能代表美國重返收縮狀態，從而嚴重削弱國際秩序。

撰文：小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

共和黨候選人為明年美國總統大選而舉行的首次辯論，揭示了外交政策領域的重大分歧。儘管美國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和前駐聯合國大使黑利（Nikki Haley）為美國在俄羅斯侵略戰爭中支持烏克蘭而展開辯護，但佛羅里達州長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和商人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則表示懷疑。毋庸置疑的領頭羊前總統特朗普並未參與這次活動，但他同樣反對美國捲入這場衝突。

民調結果顯示，普通共和黨人與候選人一樣存在分歧。人們因此擔憂，如果信奉孤立主義的共和黨人在2024年獲勝，可能標誌着二戰後建立的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出現轉折。歷史上看，美國公眾輿論一直在擴張和緊縮之間搖擺不定。目睹了1930年代孤立主義的悲慘後果，弗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啟動了這項隨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以及1945年聯合國的建立而達到高潮的進程。杜魯門總統的戰後決策隨之促成了美國在海外持續的軍事存在和永久性聯盟。而1948年，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對歐洲注入了海量重建投資，1949年創立北約，並於1950年領導了入朝作戰的聯合國軍。

上述行動曾是遏制蘇聯實力的現實主義戰略的組成部分。但遏制可以被解讀為採取多種形式，而美國人後來就干預越南和伊拉克等發展中國家進行了激烈而且往往帶有黨派色彩的辯論。但儘管干預的道德基礎遭到質疑，但因維持自由制度秩序所引發的質疑卻要少得多。就像美國神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林（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曾經指出的那樣，自由國際主義充滿幸運色彩的模糊性使得美國免受意識形態僵化的束縛。

民粹主義反對美外交政策

因此，二戰後的數十年，自由國際秩序在美國外交政策界得到了廣泛支持。但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特朗普所提出的後1945年聯盟和制度，以犧牲美國人的利益為代價來造福他人的觀點，卻引發了許多選民的強烈共鳴。可以肯定，他的民粹主義誘惑力絕不僅僅源於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攻擊。他還充分利用了人們對全球化及後2008年大衰退所造成經濟混亂的普遍憤怒，並利用了與種族、女性角色和性別認同等造成兩極分化的文化變革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通過將經濟問題歸咎於與墨西哥和中國等國簽署「糟糕的貿易協定以及移民爭搶工作崗位，」特朗普成功地將本土主義怨恨以及美國外交政策聯繫在一起。

——節錄自10月號《ChatGPT投資 跑贏大市》